| 在台灣高鐵、大巨蛋等知名ＢＯＴ案相繼登上媒體頭版之後，不少人心裡都產生一個疑惑：為什麼台灣的ＢＯＴ案老是有這麼多問題？是不是我們的國情特殊，不適合推動ＢＯＴ？要釐清其間疑慮，得從ＢＯＴ的本質說起。 首先，一件工程要選擇採用ＢＯＴ，通常是基於「民間比政府有效率」的假定。政府之所以沒有效率，則是因為採購、會計、人事、流程等管制法規綁手綁腳，而民意代表的施壓關說、綁標圍標，當然也會損害工程品質。民營公司在這些方面的羈絆較少，理論上應該會比公部門更有效率。 其次，ＢＯＴ案通常是工程金額比較龐大、回收時間較長的大型案件。由於工程經費動輒數百億、數千億，往往佔去政府常規預算的極大比例，又必須跨越好幾任民選首長任期，因此在實務上也不容易以公務預算執行。此外，由於近年政府財政拮据，根本無力支撐大型建案，以ＢＯＴ案外標大型工程遂是大勢所趨。 前述兩點推動ＢＯＴ的客觀要件，雖然言之成理，卻也可能失之簡化。例如，在工程的「執行」上，儘管民間企業的效率確比政府更高，但是在任何工程執行之前，還是要經過規劃、招標、比圖、審查、環評等程序；這些程序，無論如何還是官方行政作業必須處理，也因此官員在其間上下其手的機會仍然不少。因此，ＢＯＴ固然能利用民間執行面的效率，但是事前的規劃與事後的管理，卻還是擺脫不了政商之間的幢幢黑影。 以高鐵案為例，雖然當年提出「政府零出資」的美麗口號，明眼人一望即知是唬弄人的口號；但是，只要「大老闆」（當時是李登輝）聽進去了，就能過關。不管大老闆是真的相信該案「政府零出資」太動人，或是幕後喬好了到日本訪問的回饋條件，顯然他一個人就能決定最後標案花落誰家。這顯示，當時所謂招標、比圖、審查云云，全是表面文章，主要是做給立法院、監察院看的，以擺脫行政部門的責任。事實上，當高鐵營運出問題時，小自票價調整、大至公司重整，事事都需要立法院決議。可見，ＢＯＴ案頂多只能擺脫一部分無效率政府的糾纏；就更別提像柯文哲這樣，一名新市長上任就能隻手推翻ＢＯＴ案。 至於預算金額龐大、跨時甚久而不得不採用ＢＯＴ的建案，也有另一層負面考量。工程金額大，通常表示潛在的「油水」多；市場上能夠覬覦如此大塊肥肉的財團，往往屈指可數。當一件件為期數十年的獲利豐厚案件都是被富邦、鴻海、遠雄、台新、遠東等大財團標下時，在社會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今天，台灣人民當然會產生嫌惡感。這些感覺反映了疏離與不信任，而政府要再去處理善後，當然也更加困難。 「橘逾淮為枳」，在歐美先進國家運作良好的ＢＯＴ搬到台灣，就出現種種水土不服，其實不能說是意外。以案件的性質來區分，越是金額大的（如台灣高鐵）、越是晚近招標的（如大巨蛋）、越是經手官員有問題的（如因貪案被起訴的）、越是影響到廣大民眾權益的（如ＥＴＣ），在當前社會氛圍下，民間不免都用高倍數放大鏡檢視，善後也都越發棘手。相對而言，早期金額比較小的案件如晶華酒店、一○一大樓，則爭議極少，算是成功的案例。 台灣在推動ＢＯＴ數十年之後，剛好出現一位高人氣的「亞斯柏格」市長，同時對幾件ＢＯＴ案發飆。對台北市而言，這齣「柯市長槓財團」的戲後續精彩可期。但對行政院與公共工程委員會而言，不妨趁這個機會做一番檢討，看看這原本國外血統的ＢＯＴ，在台灣生長了幾十年之後，即使不要開大刀，是否也該考慮做個微創手術了。至少，如台灣高鐵擺爛之後政府如何接管、民意機關究竟可以對ＢＯＴ營運的哪些面向做決議、如何才能避免首長決斷式地干擾評選流程、不同的民選首長可以改變多少契約規範，在在都需要冷靜地構思、修補。 亞斯柏格外科醫師只能痛快修理個案，但是台灣的ＢＯＴ恐怕先得好好進行斷層掃描，才知道真正的病因何在。 |
發表於 2015-1-30 06:40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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